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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言詩創作中的言意與才性

時間:2019年04月15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馬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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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魏晉玄言詩的創作,不可忽略當時盛行的兩個思辨:一是詩歌所要表達的深刻抽象內容與語言文字自身的客觀制約的矛盾沖突,即言意之辨。另一個則是輕視品德修養而高揚才情的個性追求,即才性之辨。

  中國古人很早就提出“言為心聲”,相信人的心思是可以通過語言來表達的。就詩歌創作而言,則有“詩言其志”(《禮記·樂記》)之說,把言作為表意的基本方式和功能。因此,“辭達而已”的觀點也比較深入人心。但《老子》《莊子》等卻又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莊子·知北游》)等言不盡意的理論,使語言的表達功能受到了嚴重質疑。尤其是到了魏晉時期,文人們普遍傾向于老莊之學,因此言不盡意的理論一時占了上風。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就講:“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晉人張韓更鮮明地說:“余以為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不用舌論》)。

  但魏晉文人明白,詩歌總是要通過語言來實現的,語言的不盡意性可以導致人們完全不在乎語言的使用狀況,也可以相反促使人們更加追求能夠盡量表達意義的詞語。這兩種情況,都在魏晉玄言詩的寫作中得到了體現。不在乎語言使用狀況者,干脆把《老子》《莊子》等理論書籍中的概念、詞語,直接引入詩歌作品,出現了充斥著理論詞匯、始終刻板言理的詩作,比如孫放的《詠莊子》和支遁的佛理詩。而盡量尋求可以表達情意詞語者,則一方面熱衷于玄談活動,通過玄談來鍛煉語言能力,形成了非常壯觀的口頭寫作局面,另一方面又用客觀意象比如山水意象等,來引導人們進入客觀意象后面的意義所在,這就是陶淵明的一些田園詩、謝靈運的一些山水詩居然也被人們視為玄言詩的根本原因。

  因此,魏晉玄言詩雖然在整體上沒有留下什么膾炙人口的作品,但它卻是創作主體第一次思考詩歌表現的本體意義、尋求語言表達功能的本質突破,盡管這一切都是在魏晉玄學的影響下展開的,但對詩歌創作行為的意義則是非常重大的。如果說漢末的時世變易引發了文學創作的自覺意識,那么,以魏晉玄言詩為標志,則意味著詩歌創作本身開始了更深刻的本體意義思考,是圍繞詩歌要表達的主體內容與語言的不可實現之間的矛盾,所展開的兼具形而上與形而下兩方面意義的可貴探索。

  從詩歌創作的主體角度看,參與魏晉玄言詩寫作或者與此有關的詩人們,普遍表現出輕視品德修養而高揚才情的個性追求,即才性之辨。此風張舉于曹操之“唯才是舉”,而突出表現為王弼、何晏等才俊之士的才德反差和浮辭游說,最后則發展為張揚才情,超越常規,以不假思索、無待整飾的自然形態,去展示或追尋本體的真實內涵。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嵇康《琴賦》)。何晏曾倡言說:“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何晏這種以“神”自許的張揚個性意識,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庸才所不能企望的一種認識境界。

  魏晉文人對個人才情的高揚,更體現在文學寫作中。當時的許多詠物賦都在竭力渲染此物之珍奇絕異,如嵇康《琴賦》稱琴“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首先把制作琴的原料描寫為充滿了奇特瑰異色彩的物質,以下又從生長環境、選材、制作以及調音過程,一步步地加深這一種色彩。這種渲染手法當然與漢大賦之鋪張揚厲有關,但漢大賦只是營造一種空前的氣勢,形成物理的張力,魏晉詠物賦則顯示了個性的品格,物之奇異僅是外形手段,真正所要表達的是主體的超絕才情。

  那么這種超絕才情是什么呢?從現存的玄言詩及其詩人情況來看,當時的詩人大都富有才學而且擅長思辨。《世說新語》中所記錄的辯難之言和玄談之語,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理論建樹,但從論辯的技巧中,我們仍能非常強烈地感受到論辯雙方的才思輝光。《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大家已經完全被支道林、許掾二人論辯的過程包括用詞及其音聲等效果所征服了,反而忘記了辯論的議題和內容。這種類似于說書所達到的聽覺效果,從說者(論者)的角度,恰好就是他們思辨能力與表達能力的才華外現,是通過口辯的形式,集中體現他們對言意關系的把握和對語言功能的極限實現。因此,我們可以想象,魏晉詩人一方面為深邃的思理與蒼白的語言之間的不和諧而煎熬,另一方面則為他們所做的有關嘗試即玄言詩的寫作而得意,因為玄言詩可能不是最適合閱讀的作品,但一定是他們個人才情的充分展示,或者說玄言詩成了他們展示自己高雋才思的主要形式。于是,作品可能失敗了,個人卻勝利了。甚至于有些人如嵇康、何晏等雖然因無限張揚個性而導致肉體的毀滅,但他們在精神上卻從未承認失敗。我們今天在閱讀玄言詩時,可能不覺得有多少美感可言,但如果聯系寫作玄言詩的詩人們當時的精神狀態,就必然會體會到詩人們不屈的志氣和橫溢的才氣。

  從文學發展史的眼光來看,魏晉玄言詩將表現的范圍觸及抽象的義理層面,又孜孜于尋求詩歌語言的最佳表達方式,這種類似于取火自焚的表現,反映的是詩人可貴的開拓精神和探險精神。我們今天讀玄言詩,應該通過對言意之辨和才性之辨的深刻理解,從而認識玄言詩對于中國詩歌尤其是言理詩歌不斷走向成熟的積極貢獻。

  (作者:馬國棟,系贛南師范大學國學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編輯:郝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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